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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说香港不是“文化沙漠”?

来源:韩历文学网www.hanliwx.com 作者: 互联网 2013-07-06 阅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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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月1日是香港回归16周年纪念日,特区政府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。就在这段时间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王小峰的一篇关于beyond乐队的文章引起巨大争议。这些争议,一开始就超出了对beyond本身的评价问题,而扩展到对整个香港文化的评价,以及大陆文化与香港文化如何对视的问题。

  这些问题,内涵之丰富,几乎可以折射出中国近两百年来社会变迁的所有重大命题:革命,殖民,传统,民族主义,意识形态,商业与普世价值,知识分子与启蒙,天朝意识与现代国家,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,等等。这些困扰中国人一个多世纪的问题,至今不能得到很好的清理,没有一个基于现代观念的广泛共识。这是大陆文化与香港文化之间产生争议乃至冲突的重要原因,也是香港回归16年之后,我们仍对香港赶到陌生、不解的重要原因。

  本文将具体分析以启蒙观念解读香港文化所产生的误解。正是这种误解把香港视为“文化沙漠”,使大陆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对香港文化的理解产生重大偏颇。

  “殖民地”是什么

  1997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里,除了40年代被日本占领的三年,香港处于英国完整的殖民统治之下。

  “殖民地”、“半殖民地”是几十年来大陆人耳熟能详的名词,它们是中国革命史这门必修课的关键词。可是,如果去除这些词汇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的含义,对其实质内容,也就是殖民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生态,人们了解并不多。即使亲眼去看一下,也不容易搞清楚它的运转机理及奥秘。

  上世纪50年代之前,中国人对殖民地社会生态并不像现在这样陌生。1949年之前的香港,中国人可以自由进出,全无限制,香港与内地在信息、思想、文化上的联系畅通无阻。另一方面,晚清、民国时期,中国大陆各口岸城市众多的租界,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实行殖民统治的国中之国。而这其中,英国人主导的上海公共租界存在时间最长、面积最大、发展最为完善。近代上海成为远东首屈一指的大都会、冒险家的乐园,与此密切相关。所谓“十里洋场”,指的就是租界。所以说,近代上海本身就是一座带有浓厚殖民地色彩的城市。近代以来香港与上海的兴起,很大程度上都是英国在亚洲殖民入侵的产物。

  那么,如香港及上海英租界这样的殖民地社会生态究竟是什么样子的?它的运转机理及奥秘究竟是什么?它为什么让我们在天朝观念笼罩下的人民感到陌生呢?

  这一切都在于,香港及上海英租界被强加了一套以英国法为蓝本的现代法治体系,而且运转良好。这套现代法制体系的根本精神在于司法独立。由司法独立带来的有力的人身与财产权保障、言论与行动自由、社会公正、守法观念、安全感,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态,改变了人们的生活,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,改变了文化。比如,在英租界建立不久,就出现了这样令国人惊异的情况:“西人控华人,须请泰西律师以为质证,即华人控西人,亦必请泰西律师”。一些学者就认为,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就在上海英租界。

  租借早已不复存在,而香港所移植的英国司法体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持续发展,早已落地生根,枝繁叶茂。虽然没有民主,但有健全的法治,有自由,社会公正,加上自由经济带来的繁荣,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,对人的精神气质、对文化的改变是巨大的。这恰恰与隔岸数十年的大批斗、人整人、饥饿、政治挂帅相对照,也与近些年严重的公正问题、腐败问题、普遍性的道德失范相对照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况必然会造成双方在文化心理上的巨大鸿沟。49之后,长期的地理隔离及意识形态教育造成的心理隔离,使这道鸿沟变得一时难以逾越。

  香港为何看起来没有“文化”

 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绵延时间最长的农业文明。自1840年代以后,古老的中华文明开始痛苦的转型。在21世纪初叶的今天,中国的两个地区,香港和台湾,都建立起了现代法治体系,转型为成熟的现代商业社会。

  二者转型的途径却截然不同。香港是被强加一套现代体制,经过一百多年,这套体制扎下根来,改变了社会,改变了每个人的精神心理面貌,重塑了文化。而台湾则是经过痛苦的自发改革,内生出一套现代体制。在这个过程中,社会结构与人们的精神气质也逐步改变,终于在20世纪末叶水到渠成,实现蜕变。

  在台湾这样的内生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,知识分子主导的启蒙运动往往起到重要作用。这样的社会转型,一开始就有具体的参照物,即西方国家成熟的宪政民主体制。这样的转型目标,主要是知识分子发现的。他们积极宣传、鼓吹,以这个目标位参照,抨击现有体制,鼓动人民起来朝这个目标前进,于是引发了革命或改革。

  在知识分子们看来,与西方社会相比,现存社会体制充满了不公正、不自由、压迫,这一切正是人民困苦、民族衰败的根源。而广大的普通民众往往对这一切并不知情,他们缺乏知识,或受蒙蔽而麻木不仁,因而,知识分子就要唤醒他们、教育他们、引导他们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,并通过行动建成现代化的社会。这就是“启蒙”。

  在传统朝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威权政治时代,像民国时期与50-80年代末台湾蒋氏父子统治时期,是启蒙知识分子大擅胜场的时期,是知识分子英雄辈出的年代,比如梁启超,比如胡适、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,比如殷海光、柏杨、李敖、龙应台,再比如80年代以来大陆的李泽厚等人,也被视为启蒙知识分子。再比如,近些年被冠名以“公知”的一大群体,实际上也属于启蒙知识分子的范畴。

  启蒙时代,知识分子振臂高呼、摇旌呐喊,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。而这种影响力又是非商业的,是建立在精英阶层的知识优越性与道德感召力之上的,甚至是建立在强烈的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之上的,所以十分动人。这也使得这样的社会,虽然人们平均文化水平很低,但看起来充满了人文精神,富有人文气质,用王小峰的话说,这样的社会是“有精神的”。

  比如在大陆,经过30 多年的禁锢之后,80年代一开放,北京的摇滚乐迅速兴起,崔健、唐朝等带有强烈“社会批判、人文关怀”的音乐使那个年代看起来确实“有精神”,有文化。同样在70、80年代的台湾,从侯德健、罗大佑、苏芮等人的歌声中,我们也听到了强烈的知识分子气质的“社会批判、人文关怀”。

  但说到底,“社会批判”的之所以兴盛、震撼人心,是因为社会上有太多悲惨的、不公正的现象需要批判;“人文关怀”的兴盛也是因为社会上有太多不人道的现象需要人们去关怀。

  王小峰对大陆摇滚乐的推崇,对昔日台湾流行音乐的欣赏,对香港音乐的鄙视,对今日华语音乐的失望,他评判这一切的基点,始终是转型时期的、前商业社会的的、启蒙主义的立场。

  一旦社会转型成功,社会公正的症结得到解决,自由得以实现,“社会批判、人文关怀”就开始褪色,变得无的放矢,于是启蒙模式就迅速失去魅力、失去市场。人们不再关心宏大的政治、历史、文化叙事,而回归私人生活,回归小情小调,回归市井,回归鸡汤。

  陈冠中在他的《盛世》中讲的一个故事颇有意思:“我”是一个在大陆工作的台湾作家,80年代末90年代初,我访问了许多大陆老一辈文化名人,准备在台湾出一本大陆文化名人访谈录。当时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传世之作,因为这些国宝级的老人都很老了,有的甚至已经过世了,我的这些珍贵访谈已成绝响,在台湾一定大卖。结果我的动作慢了一点,修改了几遍,等书出版,“台湾气氛已变”,台湾人不再关心大陆文化了,访谈集几无人问津。接下来,又写侦探推理小说,又写人生哲理,又写办公室秘笈,最后写了一本谈EQ情商的书,终于大卖,荣登畅销书作家行列。

  香港拥有健全的文化市场

  60-80年代,香港经济腾飞,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,50年代婴儿潮一代这时长大,“香港人”的本土意识得以形成,加上法制健全,文化上的自由放任政策,经济成就带来的自豪感,这一切最终促使“香港文化”在70年代成熟,并席卷整个华人世界,输出全球,香港转型成为一个发达的现代商业社会。

  显然,这样一个转型过程并不需要知识分子引导的启蒙运动,不需要知识分子的“社会批判、人文关怀”,只要有一种健全的“本土庶民意识”(黄沾语)就行了。所以,虽然从人口比例上开,香港知识分子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不少,但在迷恋启蒙时代英雄主义的人看来,香港社会缺乏“人文精神”,香港文化太“市井”,不够高贵,没有“精神”,香港是“文化沙漠”。

  事实上,在一个转型成功的现代商业社会中,启蒙型知识分子必然会被边缘化,这不是因为他们堕落了,也不是因为民众堕落了,而是因为社会变得公正、自由了。所以,台湾的李敖先生很落寞。

  在这样的社会里,知识分子要想继续站在聚光灯下,必须通过商业的渠道,在商业上走得通,如金庸,如林夕。而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,对知识分子的知识、才华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。如黄沾所说,有一些文化研究者对“另类”音乐独具好感,觉得这更有文化,但实际上这些另类歌手很多人水平可疑,一旦和职业歌手相比,就会败下阵来:“市场经济,在很多层面上极公平。质高者胜,质素差的,如何分众、另类,都难持久。”

 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,而是一个竞争激烈而又颇为公平的文化市场。这样的市场,不见得完美,可能会遗漏很多有价值的东西,但它相比知识分子立于潮头浪尖的威权时代,肯定是一个进步。它其实就是启蒙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明天。王小峰们最好早做准备,以免到时候过分落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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